“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利用海外华人移民数据及中国企业进出口交易数据,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对中国企业对外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以移民存量为标准的组间进口和出口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华人移民多则双边进出口值大,反之则小的态势;按中等意义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划分,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而双边进出口值总体低水平集中分布;华人移民正向影响双边进、出口额,与华人在移民目的地中所占人口比例无关;华人移民数量提高将会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概率,这种影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而言相对较弱。     

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

基于公开出版的官方的统计年鉴数据,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了6个维度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50个三级指标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2007年、2008年这两个年份,除少数经济发达省份外,全国就业质量的总体水平不高,大部分省份的就业质量指数较低;地区间就业质量差异明显,发展不协调;随着经济发展,地区间就业质量差异逐步缩小。由于就业环境改善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基础,所以实现经济发展向高就业、高报酬、高消费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缩小就业质量差异的根本途径。同时,还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三方协商机制的实施;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地区间、城乡间高效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实现平等就业,促进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就业质量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依据2010—2020年共6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层面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考量就业质量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质量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就业质量提升对城镇和东部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年龄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     

底线思维、贡献思维与中美经贸谈判战略北大核心

中美经济关系在过去五年间出现摩擦和波动,发端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销往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引发了中国对应措施后两国进行多轮谈判,近期美国开始单方面考虑取消现存的部分关税。本文基于谈判的概念和分析视角,以小见大地从若干个具体议题来分析中美经贸谈判中所蕴含的底线思维和贡献思维。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谈判是互利共赢的,而且中方的行动非常有效。具体地,本文依据谈判领域“利益分解为议题”的分析方法和三类谈判议题的特点,通过案例分析中美谈判中控制阿片类药物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等具体议题,说明中美经济发展关系中存在大量互惠互利的机会,可以令双方都获益。进一步地,以大豆为例,用相对动态的2018年大豆进出口数据来对比相对静态的2017年数据,再次说明中美之间的谈判是互利共赢的,中国采取的行动也符合底线思维和贡献思维。     

财政分权与中国区域碳减排效率实证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通过构建模型解析了财政分权情境下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碳减排标准的微观机理。结合1995—2012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一步测算了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并以其为因变量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CO2减排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CO2减排效率,而过度分权则会适得其反,而就当下大部分地区财政分权状况而言,中央政府可以选择适当提高分权水平以提升CO2减排效率。同时,立足于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引发的市场分割将会进一步改变财政分权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电力市场一体化、资源共享互济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电力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力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一结果在替换关键变量、缩小样本范围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电力市场一体化能够有效提升市场规模效应,同时强化要素匹配效应,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电力市场一体化的技术创新效应在环境规制度高、政府创新偏好度高以及属地信息获得性差的样本中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对完善统一电力市场的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协同运行与融合发展,为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党中央在这时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对我国多年来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和总结,是对当前日益恶化的环保形势的一种应对,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科学发展的一种追求和完善.     

工业机器人应用、要素流动与中国出口

如何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摆脱出口贸易低增长或负增长的困境是当前中国外贸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06—2016年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无明显变化;机器人通过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促进资本跨区域转移间接作用于城市出口增长;机器人应用推动了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出口增长,并通过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来实现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但在出口市场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激发;考虑到城市间生产要素的关联性,机器人应用在促进本地城市出口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的出口扩张,存在虹吸效应,但总体上机器人应用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增长。研究结论意味着,机器人红利能够替代人口红利,为中国出口贸易创造新的增长点,但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更加注重区域外贸协调发展,谨防机器人应用进一步拉大外贸区域发展差距。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的托宾税及其实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大规模频繁跨境流动,给诸多国家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冲击,托宾税作为调控资本跨境流动的工具再次引起人们重视。在宏观审慎管理背景下,将托宾税的职能延伸至逆周期调控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本流动的调控,有助于减缓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与流动频率,降低因资本流动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强监管与金融市场稳定

本文以《资管新规》这一强监管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10-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出台降低了个股股价崩盘风险,发挥了“风险缓释”的作用;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套利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强监管既能通过约束企业影子银行化引导其回归主业,又能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市场非理性情绪,在投资和信息的双重作用下助推实现金融市场稳定;企业自身不确定性感知、证券分析师关注和地方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增加了金融强监管的“风险缓释”效应。